大堤机构常换记
荆江大堤系民国七年(1918年)定名，定名后正式成立了荆江堤工总局，局址设在沙市接路巷（现梅台巷）77号民房内。1923年因房租上涨，经费负担不起，遂由堤工局长徐国彬找江陵县长孙炳麟、商会会长廖如川等人商议，由商会资助修建了一幢面积近千平方米的办公楼。当年冬竣工，地址在沙市二郎矶上首堤外。
堤工总局下属万城、李家埠、江神庙、沙市、登南、马家寨、郝穴、金果寺、拖茅埠等九个分局。共辖十八个堤董、六十五个堤保，负责全段堤防的修防工作。沙市分局设在拖船埠下首李恒茂杂货店内。
当时沙市有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个镇。在所辖4.55公里的堤段上下，占了四条街：马王庙至大湾叫大同一街，属民族镇；大湾至巡司巷叫大同二街，属民生镇；巡司巷至洋码头叫大同三街，民生、民权各管一半；洋码头至文星楼叫大同四街，属民权镇。
沙市当时虽系江陵县属的三个镇，但为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，加之水陆交通发达，益显其位置重要性，乃成为荆江大堤管理枢纽中心。
回溯该大堤沿革，曾经数易其名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以前，因其属于旧荆州府统辖，称为荆州万城大堤。到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因大堤位于江陵全境，且土费（即修堤经费）由江陵县负担而更名为江陵万城大堤。迄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才正式称为荆江大堤。在机构设置方面，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湖北巡按使水利分局设立荆州万城堤工总局，下设前述之九个分局和石卡（驻康家桥公善堂，专管堤工材料蛮石购运）以及荆州水师营（专在汛期上堤巡查）两个附属单位。该堤工总局设总理一人，由巡按使委任徐国彬担任；协理一人，由江陵县自治会公举。分局各设经理二人，石卡设经理一人，由总、协理会选；六个土费局各设经理一人，由县知事与总局会衔委派。据《万城堤防载要》载：“总理负万城大堤安全责任，任免总分局员工，考核工程，稽查土费，及总分局出入款项，并会同江陵县知事及地方士绅筹议修防事务与一切进行方法”；“各堤工分局经理按所管工段、监督工程、巡视堤身，冬春修筑，夏秋防护”；“石卡经理督催石船，切实量收，陆续运赴工次，接济工用”；“各土局经理于所管土费，切实经理，认真督催，务期依限完纳，以济工用”。上述条款也表明当时水利部门职责尚为明确，有章可循。
自1918年改称荆江堤工总局后，即改总理为局长，仍由徐国彬担任；另配佐理一人，所属机构不变；增配盐捐主任及经理各一人；总局设文牍、工程、会计三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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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荆江大堤在江陵县堤段上游沙沟子溃口，江汉平原九个县约五百多万亩农田被淹，灾民多达三百万人。仅江陵一县，就淹没农田六十六万余亩，房屋七千余间，灾民近五十万人，死亡达三千多人（据国民党《救济水灾委员会工赈报告》统计）。由于灾情过大，地方财力难以胜任善后修理事宜，加上民国以来，军阀混战，南京国民政府无从顾及，一直拖到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才正式拨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接管，人事无变动。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，荆江堤工总局改隶湖北省政府江汉工程局，堤工局长则由江汉工程局委派徐国瑞担任。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七月，荆江堤工局又改称江汉工程局第八工务所，设主任一人，原局长徐国瑞改任主任。此后，转入抗日战争时期，武汉、荆沙相继失守；沙市第八工务所遂为汪伪政府接管，而徐国瑞仍受聘为汪伪堤段主任。国民党政府的江汉工程局则远迁四川重庆，第八工务所亦西迁鄂西恩施。迁离沙市的八工务所的职工，部分转到江南公安等地，照常管理当地堤段修防工作，不愿留任的则遣散回家。
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秋，日寇投降，全国各地复员接收，湖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迁回沙市。原第八工务所亦于是年九月中旬由专员公署派技正杨鸿勋接管；原汪伪主任徐国瑞职务被撤，于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初回沙市隐居，是年秋病死。
荆堤命官徐国瑞
荆沙老人对徐国瑞其人并不陌生，但他在堤工局之所为，局外人可能不尽全知，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次。
徐为湖北应山人。自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任堤工局长到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去世，共十六年之久。本人任事，据云尚称廉洁，唯以信佛为旨，荆沙一带无不知其在洪水高峰紧张时刻，竟迷信神灵佑护，作祭江求神的荒唐行为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汛期，满江大水，情况危急，他却在大湾堤上搭台供奉香烛，祈祷江神保佑。并以整筐包子、面食，抛入汹涌江流，犒赏“洪蛟”，求其迅速退水保堤，令人啼笑皆非。然而所耗资款，无非民脂民膏。加之，对下属督导不严。当年万城横店子溃决，该段堤董堤保，放弃职守，不顾人民死活，有的进城赴宴，有的来沙嫖妓，险堤险情竞无人巡视照管，以致造成重大灾害，徐国瑞不能辞其失职之咎。
当时全国贪污腐化成风，堤防单位也不例外。老百姓都说：“堤工局是个肥缺！”远的不说，即自胜利复员到解放的四年中，四换工务所主任。每年一任，自带出纳、总务等亲信僚属，大肆贪污中饱。民国三十七年(1948年)以洪某为主任的一伙，其会计李某的行径最为典型，主要为：
1．以权谋私：将职工的工资，放帐于中山路九和布店所开的地下黑钱庄，每月迟发工资十天，将所得利息全部据为己有，在任1 4个月，贪污数额共折合大米383担，合当时纸币4，600万元。另一种办法是将公款（即工程款）放帐获息，分给洪某2亿元之多。
2．勾结包商，接受贿赂。祁家洲包商、复兴公司经理严子卿曾送5000万元；涴市夏宏泰营造厂经理夏金连曾送3000万元。
3．盗卖防汛重要材料。两次共卖麻袋600条，牟利500现洋。
抗日胜利后的沙市堤段，在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至民国三十八年（1 949年）的四年中，修堤的土石方工程数量并不多。那时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刊，美国在远东菲律宾储存战时物资甚巨，准备大量运往中国作为“救济”物资。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”应运而生，“湖北救济分署沙市办事处”，也随之建立，并接收了大批美国面粉。沙市堤防机构把接受相当数量的面粉，作为“以粮代赈”发放给修堤工人。名义上解决了荆江大堤一部分需要，实质上国民党忙于准备内战，也没有办法开支荆江大堤的全部经费，区区面粉仅够供给员工工资；另一方面，堤工机构有势者，对救济之物，不乏中饱现象。尤其在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的护岸石方工程中，由私商承包，更是行贿舞弊，丑态可出，真正用到堤上的要大打折扣了。
荆堤旧貌孔疮多
抗战胜利后的荆江大堤沙市段，全为大同四条街所占据，尤其在大湾以下至文星楼一带，两边房屋鳞次栉比，热闹非凡。街面正是堤面，宽不过4.5米，而店铺林立。因为街道狭窄，只有“车水”而无“马龙”。当时沙市还没有自来水。居民饮水，全靠挑长江之水食用。故此大担小桶，整日不绝，尤其巡司巷及拖船埠一带，终日湿泞，很少有干净的街面。巡司巷及拖船埠下堤百余米即为中山路，系旧沙市闹市中心，商业繁盛。每逢夏季涨水，轮船夜航过境，凭栏俯视，但见万家灯火，尽在“釜底”之中。沙市旧话常说：“荆沙不怕刀兵动，只怕南柯一梦中”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。
历尽沧桑的沙市旧堤段，除上述身在堤上不知堤的情况外，在北边商店的后面的内坡上，则是逐级砌墙为邻，由上而下都建筑成住宅和货栈。堤的外坡亦同样为民房住宅，由于不敢在条石梯级驳岸上砌墙，则以木柱建成吊楼，临江而筑，人行其下，总之，整个堤身上下，均为房屋遮盖，根本就不知是堤身所在。且又由于木质建筑居多，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一场大火，烧了七里庙到巡司巷一整条街，可谓惨矣！
又由于堤身全是街巷住房，汛期无法巡堤查漏。幸而临江面全是条石浆砌驳岸和堤坡，挡水足够强度，但在内坡上也有个别“散浸”和漏水险情。住户大多不肯向堤工机构报告险状，因为一报告就得拆屋抢修。所以不顾危害大局，隐而不报，私自以煤灰瓦砾杂物填塞堵漏。堤防人员也很难查到这种情况，因之，群众讽之为“豆腐堤”。但在这区区4.5公里的堤段，相传千余年来，尚无因此而溃口的记载，也是事实。但是所谓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”，我们不能把客观事实建筑在主观愿望一一侥幸的基础上。毕竟，堤身还有象二郎矶以下堤外无滩、堤身直接“泡”在水中的薄弱环节存在，有待今后整治规划，彻底解决被认为沙市险段的这段堤防。
已雨绸缪屋漏急
民国三十五年(1946年)秋末，江水下落。下距沙市40公里的祁家渊堤段，突然发生外滩崩塌。原有90余米的外滩，一夜间崩塌下沉50米之多，而且还有继续下崩势头。堤管段层层上报险情，告急到第四区专员公署，求援蛮石护岸护脚。当时的专员杨世英，举止失措。在幕僚的建议下，命令沙市码头工会的工人，到赶马台金龙寺（今敷料厂正门对面建筑公司宿舍附近）旧址拆大殿阶台及两边护阶条石，作为祁家渊抢险急需材料。
金龙寺原系山陕会馆，颇具规模，历尽沧桑，除大门前一对高12米的铁桅杆外，全遭毁坏。地面上的庙宇已荡然无存，只留下地面基础条石。码头工人靠挖锄及少数洋镐，以九牛二虎之力挖掘。笔者曾被派往监督，挖了三天，才装了十几吨位的两条木船，运到祁家渊作抢护材料。毁掉古迹，挖肉医疮，而杯水车薪仍然无济于事。说明当时政府既不重视平日之修筑防守，而事到临头，则张惶失措，狼狈不堪。这正是已雨尚未绸缪，临渴又不掘井，令人慨叹！
所幸的是，那年水位下降期中，又时升时落，稳住了剩下的岸坡。江陵马、郝两堤管段还做了一些救护的努力，因而没有继续剧烈下崩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荆江大堤，在最险处加筑水泥墙一道并大量抛石护脚，奋力抢修，终于控制住了险情。
以邻为壑相煎急
荆江大提，由于历来治理不力，大堤两岸，各自为政，没有全局统一打算。当时对待堤防，有所谓“舍南保北”之说，称荆堤为“皇堤”。为了保护“皇堤”（北岸），可以不顾南岸的堤防，因此出现了在北岸筑矶头，突出江心。如沙市的杨林洲、宝塔洲、刘大巷码头。把水势流量刹向对岸，一方面可冲击江心淤沙，一方面保护了本岸的堤身安全，以免急流冲刷堤身而出险情。更甚者，北岸在大水危及堤身时，公然派人到南岸去挖堤、谋求使其溃决，以降低水位而达到保护北岸的目的。而南岸居民自必奋起抵抗，以至引起械斗，造成流血事件。这种情况在封建统治时代，是时有发生的。至于两岸居民，为了保护自己在堤外所筑的垸子，在大水侵堤时，相互渡江偷挖对岸堤身，损人利己更时有所闻。当然，在沙市堤段，全是条石驳岸，加之堤上都是住家，不会出现上述偷堤之事。除上述以外、还有一种传说的偷堤方法：多在夜间雨雾中渡江到对岸堤上，利用粗铁丝横嵌在堤面土内。铁丝两头搭在堤面下一二尺处，各挂一只较大乌龟，乌龟爬动时便使铁丝来回拉动，象锯齿般拉松提面嵌缝，使洪水浸入铁丝缝中，逐渐扩大冲刷面导至决口。这种黑夜偷挖行动，现场看不到人，以达到破坏对方堤防、加强自己堤防挡水力量的目的。但这不过是传说，事实并不如自己的理想，因为被偷的这边也不是傻瓜，自有他们的对策。
安“澜”无恙尽开颜
民国三十八年(1949年)夏，时当大汛之期，沙市尚未解放，荆江大堤面临着历年来特大洪水的威胁，水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——44.49米。作为堤工人员，我真是日夜不安。幸好，7月1 5日下午，沙市解放，此一屏障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荆江大堤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经过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维修加固，早已岿然屹立，雄峙江左，固若金汤。每当朝夕，笔者漫步荆江分洪纪念碑及江滨花园，极目楚天，万里长江，万倾波涛顺流东下，回忆四十年来个人在荆江堤段的水利生涯，旧貌新颜，实不禁感慨万千！
（来源：沙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| 作者曾任沙市市政协委员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荆江河床实验站工程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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